不僅如此，碳足跡的應用也越來越多元。許多開發者開發出「碳足跡」的計算工具，也有金融業者推出相關概念的信用卡，讓消費者可以運用各種管道，更有意識地進行「綠色消費」、「綠色生活」。然而，個人終究是個人，一個人的力量一定比不過一間企業、一個政府。既然如此，人們追求最少碳足跡的行為還有意義嗎？
碳足跡、碳標籤是什麼？
台灣碳足跡標章商標。(圖片來源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）
根據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定義，「碳足跡（Carbon Footprint）可被定義為與一項活動（Activity）或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。相較於一般大家瞭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，碳足跡的差異之處在於從消費者端出發，破除所謂『有煙囪才有污染』的觀念。企業及產業溫室氣體的排放，一般是指製造部分相關的排放，但產品碳足跡排放尚須包含產品原物料的開採與製造、組裝、運輸，一直到使用及廢棄處理或回收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。」
而碳足跡衍伸的碳標籤，則是「一種用以顯示公司、生產製程、產品（含服務）及個人碳排放量之標示方式，其涵義是指一個產品從原料取得，經過工廠製造、配送銷售、消費者使用到最後廢棄回收等生命週期各階段所產生的溫室氣體，經過換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的總和。」
不過，碳足跡與碳標籤是由企業自主提供資訊，消費者可以計算碳足跡的方式有限制，那麼有辦法讓消費者自己計算嗎？有的，碳足跡計算 App。
減碳 App、信用卡計算你的碳足跡，還可以幫你「個人碳中和」
減碳 App Joro（圖片來源：Joro App Facebook）
Joro 是一款計算碳排放的 App，可以幫助使用者了解自己消費所產生的碳足跡，並進一步以具體行動減少排放量。Joro 會綁定使用者的金融卡或信用卡，結合他們詢問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習慣，包含吃肉、搭飛機的頻率、居住空間的大小等等，來估算每筆消費所產生的碳足跡。
此外，除了提供碳足跡的數據，Joro 也會不時提供消費者減碳的建議與回饋，例如說吃素、捐款給相關的組織來進行碳補償/碳抵銷（carbon offset），還會推播相關的課程或文章，讓使用者可以了解更多減碳的方法跟效益。
根據 Joro 統計，他們的使用者在 2020 年之間減少了 12,394,358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量，相當於 563,380 棵樹的減碳能力。
不只 Joro，Wren 也是近期興起的減碳 App 之一，在計算出碳足跡之後會讓使用者購買「贖罪券」，並捐款給碳中和環保組織；中國也有名為「螞蟻森林」的 App，計算出使用者省下的碳，並實際在指定地區種一棵樹。越來越多的開發者，都以「環保永續」為概念推出相關服務，滿足使用者「綠色消費」的需求。
既然 App 需要綁定金融卡或信用卡，那為何不直接找銀行計算碳足跡呢？冰島銀行 Íslandsbanki 就直接在自家的行動 App 上推出 Carbon Insight 的服務，讓使用者在刷卡的時候即時看到消費產生的碳足跡；英國、新加坡、紐西蘭也有類似的金融機構提供相關服務。
瑞典 Fintech 公司推出全世界第一章以「碳足跡」為額度的信用卡。（圖片來源：Doconomy）
此外，瑞典金融科技公司 Doconomy 也和萬事達卡 Master card 合作，推出「全球第一張碳足跡額度的信用卡」——DO Black 卡。Do Black 卡不以金錢作為消費額度上限，而是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額度，他們以 KPMG 認證的「奧蘭指數」（Åland Index）作為計算標準，估算出每筆消費的溫室氣體排放量。若當月消費的二氧化碳超過消費者該國的平均排放標準，信用卡就會「遭到凍結」。Doconomy 表示，這張信用卡可以確保每個使用者降低 50% 的排放量，符合聯合國的 2030 年氣候行動目標。
個人的減碳與碳中和行動，真的有用嗎？
有意識、更有責任感地消費與生活，固然對環境好，眾人之力累積起來也勢必會對全球帶來正面的影響，然而這些減碳計算服務也受到不少質疑。有人認為這些 App 提供消費者捐款給環保組織，是「購買贖罪券」、「販賣愧疚感」，重點應該是「減少排放」而非事後做碳抵銷；也有人認為，儘管立意良善，然而有限制的消費行為也只會吸引一部份人願意使用，不太可能成為龐大的影響力；而最關鍵的是，全球的碳排放，是單一個人造成的嗎？
根據英國《衛報》報導，全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 71% 來自全球 100 間企業。事實上，企業不僅是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者，也更有資源、技術與能力去執行減碳行動，可以對環境帶來更大、更實際的影響力。
全球最大宗溫室氣體排放者英國石油 BP 推碳足跡應用程式，遭批轉嫁減碳責任
英國石油公司 BP，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，也名列全世界前十大私人企業集團之一，日前資助了一個碳足跡追蹤程式 VYVE，讓使用者可以像使用 Apple Watch 一樣，根據使用者的交通方式、移動距離等資料，計算出使用者的碳足跡，並鼓勵使用者購買個人的「碳抵銷」。不過事實上 BP 與碳足跡的淵源不僅如此。
早在 2004 年，BP 就推出了碳足跡的計算服務，而後幾年，BP 也積極推動碳足跡相關概念的普及，包含「碳足跡是什麼？」、「一個人碳足跡是多少？」。國際環境智庫「全球足跡網路」曾表示，「BP 是『碳足跡』一詞普及化最大的推手」；Google 的資料庫 Google Ngram 統計也發現，「碳足跡」一詞在 BP 的廣告行動出來之後，討論度與搜尋次數快速上升。
根據 VYVE 的產品經理表示，VYVE 的誕生是為了讓使用者可以了解自己的行為會對環境產生多少影響，「要確實減少碳足跡，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會產生多少。」的確，包含 VYVE 在內的這些碳足跡相關計算工具，可以幫助使用者、消費者更有意識地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會對環境產生的影響，更謹慎地選擇性消費、選擇更環保永續的生活。然而在 VYVE 推出後，卻受到許多專家的批評，責備 BP 意圖把碳中和、碳抵銷的責任轉嫁在一般人身上。
專家表示，個人行為幾乎沒辦法改變任何事情，「你可能可以稍微改變你的消費習慣，但個人作為相對來說仍然是微不足道的。」而 BP 的碳足跡追蹤服務，背後的潛台詞正是：讓我們來幫忙減少「你」的碳足跡。目的正是要分散大眾的注意力，關注在個人的減碳行為上，而忽略整體社會的再生能源發展與能源改革議題。根據《衛報》統計，BP 自 1965-2017 年間總共排放了 340.2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量，是全球企業第六名。此外，也有人質疑這是 BP 在「漂綠」，讓企業形象有更多環保永續的形象，但實際上沒有真的行動。
發明碳足跡的前身概念——生態足跡（ecological footprint）的教授 William Rees 同樣也質疑企業對環境保護的努力，他表示主流的政府與企業對於打造「永續社會」所需的社會結構改變沒有興趣，因為這將會犧牲企業利潤。此外，科學期刊《自然》（Nature）也曾於 2017 發佈一篇研究，表示當民眾越積極採取環保行動，政府支持環保的政策就會減弱。而對於個人而言，也有人認為在採取環保行動後，就會覺得「自己做的已經夠多了」，而不再關注更多相關的議題。
所以，個人減碳就沒有用嗎？有用，但我們該把話語權奪回來
不，這必非指個人減碳沒有意義，正如文中不斷強調的，個人行為仍然可以對環境帶來正面效益。2018 年曾有研究指出，若歐盟內的民眾都可以「適當地」進行綠色消費，則歐盟整體可以減少 25% 的碳排放。積沙成塔，當每個人的成效累積起來，仍然會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影響力。除了直接的環境影響，個人行為也有機會對市場發出訊號，刺激廠商、企業與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減碳作為，提供更永續環保的服務與商品。
氣候學家 Michael E. Mann. 曾表示，「個人減碳行動固然對環保有促進作用，但不能因此忽視了最重要的系統性措施：如由政府主導的稅收激勵措施、取消對化石能源的補貼等。」在進行個人的減碳政策之餘，人們也應該持續關注企業與政府的措施與政策，由下而上推動社會的改革。
我們仍然可以繼續使用碳足跡的計算服務、追蹤程式，採取更積極的減碳作為，貢獻一己之力，但這並非讓企業可以逃避責任；換個角度想，我們只是把「碳足跡」的話語權奪回來，不是認為「我有減碳所以不必再關注其他議題」，而是「我都可以減碳了，企業/政府呢？」把減碳的責任與壓力重新歸還給該負責的人，讓資源與注意力適當地分配在氣候行動與目標上，才能加速打造永續社會的未來，真正守護地球避免無法挽救的氣候災難。
延伸閱讀：
※本文授權自愛地球學院，原文見此。
.jpg)